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（卢伊记者刘礼文）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（下称“《解释（二）》”）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其进一步完善了单位贿赂犯罪、公职犯罪及挪用资金罪等非公职犯罪定罪量刑标准，彻底打破了“公私差别化处罚”壁垒，实现了“公私同罪同罚”，织密惩治腐败刑事法网。
多名受访律师认为，《解释（二）》的出台，是我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，兼具司法公正价值与市场治理意义，标志着反腐败工作从“公权反腐”向“全领域反腐”的格局升级。对民营企业而言，这将成为其整肃内部、优化治理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机遇。
3万门槛入罪公私“同罪同罚”落地
《解释（二）》第八条明确，相关条款中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、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，分别参照受贿罪、行贿罪、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标准执行，从司法层面终结“同罪不同罚”问题。
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例，新规全面下调各量刑档位数额标准，严打力度显著升级。具体来看，“数额较大”入罪门槛为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，与原标准的6万元相比下降50%；“数额巨大”门槛为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门槛金额比原标准降低80%；“数额特别巨大”门槛为300万元以上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直接从原标准的1000万元下降70%。
“新规有助于推动反腐败工作从‘公权反腐’向‘全领域反腐’格局升级。”大成律师事务所中国区董事局董事顾伟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，统一的量刑标准消除了非公领域职务犯罪的“轻罚洼地”，让腐败行为无论发生在国企还是民企，都将受到同等力度的刑事惩戒，从根本上压缩腐败行为的生存空间。
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，涉案人员是否属于“国家工作人员”的身份认定争议，是同类案件量刑差异巨大的核心原因。近年来，我国立法层面持续强化各类市场主体“平等保护”理念，不断完善相关法治保障体系。
例如，2025年12月，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中信建投原投行高管杜某案，正是此类争议的典型缩影。杜某在振华新材IPO项目中，通过代持方式突击入股，解禁后套现获利410.64万元，被控受贿罪。
案件核心争议焦点为：杜某作为国资券商核心业务骨干，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“国家工作人员”，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，构成受贿罪，量刑重；若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，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量刑轻，两者处罚差距悬殊。
该案最终一审判决认定杜某构成受贿罪，首次明确将国资券商核心业务骨干认定为“国家工作人员”，打破了过往同类案件轻判惯例，为后续同类案件审理提供重要参考。
民企筑牢廉洁合规防线
《解释（二）》的出台对于民营企业而言，既是一次考验合规能力的挑战，也是一个整肃内部、优化治理从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机遇。
近期，多个平台企业主动开展廉洁治理，持续加大内部反腐力度。例如，4月26日，字节跳动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通报61起员工违法违纪案件，涉事员工均被依法辞退，其中4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；4月23日，百度集团发布2025年度反贪腐舞弊通报，该年度共查办处理违法违纪员工144人，其中33人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置，111人被公司依规作出处罚。
随着新规落地，企业应如何进一步筑牢合规防线？受访律师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：
一是完善制度体系，强化业务流程管理。上海璟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晋表示，企业应复盘并完善预防商业贿赂、职务侵占等刑事风险的内控制度，严禁账外回扣、利益输送、公私账户混用等行为，为员工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，将合规要求嵌入业务全流程，形成刚性约束。
二是启动存量风险专项排查，实现风险早发现、早处置。在顾伟看来，企业需针对采购、销售、财务、高管等核心岗位与高风险领域，开展全覆盖的合规审计与风险排查。对排查发现的风险建立分级台账，明确整改责任与时限，对历史遗留的违规线索依法合规处置，避免小风险演变为刑事案件，同时为新规实施后的合规管理划定基准线。
三是开展落到实处的合规培训，构建长效的事前合规机制。企业需开展常态化的新规专项培训，结合典型案例向全员明确职务犯罪的违法成本，破除“非公领域职务犯罪处罚轻”的错误认知，推动全员树立合规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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